王善国
［内容摘要］南漳县地处鄂西北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自古就是兵家、商家的必争之地，素有“襄西之屏障”“巴蜀之咽喉”等诸多美称。自远古以来，南漳县历史文化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：是三国故事的源头地，汉末、三国以及魏晋时代名人学士的隐居地（司马徽、徐庶隐居于此地）和魏蜀吴三国的争夺、激战和征讨之地，三国文化遗址的富存地，也是关公的第二故乡（关公曾长期驻防在南漳县蛮河流域），县内民间关于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故事传说、民间古代纪念性建筑物——“关庙”（关帝庙、关公庙、关圣庙、关岳庙）几乎达到“无地不有”的密集程度。传统的说法（包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在内）认为，关公败走麦城之后，在漳乡受困，在决石被捕，在临沮遇害，而且认为“临沮”及其“决石”（尽管是虚拟的）两地均不在南漳县境内。但是，据笔者多年来挖掘、研究后认为，这确实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历史“误会”，关公其实就在今南漳县境内被擒获并遇难的。因为汉末、三国时期的临沮县城就位于今南漳县城郊以南约15公里处（今南漳县临沮岗），南漳县汉临沮城遗址早在20世纪后期就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关公被擒获之地决石（小地名）就是汉代临沮岗隔蛮河对岸的今南漳县城关镇余畈村大土岭（当地俗称“困羽山”），关公遇害地临沮就在今南漳县城关镇临沮岗村古临沮县城遗址。
［关键词］关羽 南漳县 临沮城 困羽山 大土岭 被擒获遇难地。
三国名将关羽败走麦城后，究竟在何处被孙吴军队所俘杀，历史上众说纷纭，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依据历史小说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（《三国演义》）所写的关羽“奔临沮”后，在“决石”被捕，在临沮所杀。历史学家及有关史学名著，对于关羽被捕杀之地，或说远安西北，或说当阳东北，或说荆门西，莫衷一是，令后世迷惘，以至于民间传说层出不穷。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，也为笔者提供了立论的基础。究其不易定论的原因，一是时间跨度太大，关羽失荆州、走麦城距今近1800年，有关事件多为今人之臆测，而以民间传说为主；二是战乱年代仓皇，当时缺乏“书记”，未予“实录”，或“语焉不详”，缺乏准确的史料，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写作时已是60年之后的事情，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也距其840多年，《三国演义》也是在时隔1100多年之后创作的，三大史籍、作品说法各有千秋；三是逃乱途中遭殃，捕风捉影之事甚多，即使当时军中人──现场捉住关羽者，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一心只想在捉住关羽领赏讨功而未能将“被捉地”放在心上，注重了逮捕“人物”，忽略了记载“地点”，这就造成了关羽身首异地、死不知葬身之地，成为千古遗憾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悬念。笔者久慕“桃园文化”（其内核是讲信用、守信义、重信誉），自幼饱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读大学期间又热衷于研究《三国志》，谙熟三国历史，参加革命工作后，又见识了县内的三国遗址，听到了关公的许多传说，勾起了“打破砂锅纹（问）到底”的思绪，“关公文化”沉积在心里。
2002年8月开始，笔者有幸深入八都河流域的大、小土岭（南漳县城关镇张营余畈村）一带从事农村税费改革工作9个月有余，目睹了大土岭上三国遗址──关公的马刨泉、縻马桩、卧马槽、跑马岗、天灯山（凸）、三口灶、仙人台、马鞍石、马蹄石以及关公的天然卧具——仙人晒胯等，搜集了民间将大土岭称作“困羽山”及其有关传说的故事，听到了当地百姓对关羽躲乱绘声绘色地叙说，特别是民间对“关二爷”（关羽）发自肺腑的崇敬之情，也考察了困羽山周围一带的关帝庙（关庙集、倒座庙、关庙等），写出了《困羽山——八都河流域的新景观》游记散文式考察报告，会同南漳县广播电视台拍摄了“困羽山”旅游文化及八都河旅游风光专题片。在与群众共商税费改革的大计中，业余时间将“困羽山”跑了个遍，带着历史的疑问，对“困羽山”及关羽被擒获之地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。本文试图结合三国遗址、民间传说、史家论述以及本人管见，论证“困羽山”（大土岭）可能就是关公被擒获之地，为“百家争鸣”提供商榷的余地。因此传说经过千余年流变，也有的口头传说认为这是曹操与关羽相战之地，笔者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但笔者之所以认为传说中的“困羽山”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临沮”“决石”旧址，其“临沮”就是今湖北南漳县临沮岗——古汉临沮县城遗址（现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），与大土岭仅一河之隔。理由有五：
关羽奔南漳“临沮”有可能
与“困羽山”仅一河之隔的临沮岗即汉代古临沮县城遗址，关羽“走麦城”后“奔临沮”，可能就是逃奔到今南漳县临沮岗。“困羽山”海拔仅百余米，赤兔马可通行，山腰卧马槽有巨大石柱20余樽，周围古来就是葛藤杂草掩映，藏上千百来人，甚至上万人，从上从下都难以发现，与“决石”极其相似，地形地貌与《三国演义》所描述的略同，“困羽山”也符合关羽骑马走山路、弃大路、投小路的特点，此山西南即为小型山峦，坡度平缓，衔荆门、通当阳、达远安，关羽从此道“奔临沮”也合乎情理。从有关史书对关羽被擒地及遇害地的众多说法中可以看出，这个课题是极有研究价值的，客观地、创新地提出自己的观点，成“一家之言”，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是明朝人，他在写作历史小说时，有一个疏忽大意的事情就是，误认为明朝时的“南漳县”（也就是今南漳县）在三国时期也称作是“南漳县”，以至于《三国演义》中多次出现“南漳”一词，如第三十五回《玄德南漳逢隐沦，单福新野遇英主》中，“却说玄德跃马过溪，似醉似痴，想：‘此阔涧一跃而过，岂非天意’！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，……”。其实是，今“南漳县”境地早在隋朝开皇十八年（公元598年）就改“思安县”为“南漳县”，另设有“义清县”，均隶属于荆州襄阳郡，在明朝时县境内就只统一设有一个“南漳县”，而在两汉和三国（魏）时代有中庐县、临沮县等，两汉时隶属于荆州南郡，三国（魏）时代隶属于襄阳郡。这是历代的《湖北通志》《襄阳府志》《南漳县志》都有明确记载的，毋庸置疑的。那么，关羽所欲“奔临沮”之地应在今南漳县临沮岗，不无道理。古临沮县应包括今南漳县西南、远安县西北以及当阳、荆门市北一部分，治所也曾几度变迁，有“远安说”“南漳峡口通城河说”（通城河村有古临沮城遗址）以及“南漳临沮岗说”等，在当时乱世及诸侯混战年代，县治频变，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南漳县临沮城遗址早在20世纪的后期就已被批准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一个有趣的事情是，明朝的罗贯中并未误把“临沮”“决石”写成是明朝的某县所辖的地方，故制造了这个历史悬案，让后人争论不休。
插图：清代同治四年版《南漳县志》载录关羽的情况
关羽奔南漳“临沮”有背景
关羽在什么背景下“走麦城”的呢？荆州原为刘备向孙权所借，以偏安苟且，刘备入蜀后，东有荆州，西占益州，北霸汉中，达到最鼎盛时期，借、还荆州已不是道义问题，而是军事形势上实质性的斗争、军事地理主动权和优胜条件的争夺，荆州成为军家必争的要区。史载：诸葛亮入蜀后，留关羽守荆州，建安二十四年七月，关羽以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，将军傅士仁守公安，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，八月，关羽水淹于禁等七军，于禁投降，庞德被擒，不降而死，关羽威震华夏，迫使曹操曾一度考虑迁许都以避其锋（因樊城邻近河南许昌）。关羽虽为三国名将，时人称他与张飞为“万人敌”，但此人孤高自傲，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于关羽之女，但关羽“辱骂其使，不许婚”（《三国志·蜀志·关羽传》注引《典略》），关羽在荆州问题上违背了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中“结好孙权”的策略。关羽出兵攻樊城，糜芳、傅士仁可以且应该说是关羽的主要助手，镇守荆州大后方，保蜀东平安，使关羽无后顾之忧，但《三国志·蜀志·关羽传》中称他们“素皆嫌羽轻己。自羽之出军，芳、仁供给军资，不悉相救。羽言‘还当治之’。芳、仁咸怀惧不安”。关羽大军北上攻樊城后，东吴大将吕蒙上疏孙权说：“羽讨樊而多留备兵，必恐蒙图其后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众还建业，以治疾为名。羽闻之，必撤备兵，尽赴襄阳。大军浮江，昼夜驰上，袭其空虚，则南郡可下，而羽可擒也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吕蒙传》）。吕蒙遂假称病重，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（今南京市）治病。此前吕蒙也数番来信奉承阿谀关羽，对关羽格外敬重，以此麻痹关羽。关羽信以为真，把留在江陵、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。孙权得到消息后，即令吕蒙进攻。吕蒙到寻阳（今江西九江市），把精兵埋伏在船舱里，伪装商人船只，昼夜兼行，遂到南郡。士仁、糜芳不战而降。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，吕蒙都好生款待，问所不足，疾病给医药，饥寒赐衣粮。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，从前线撤回。将士听到家中平安，生活很好，都不愿跟关羽打仗。《三国演义》载，关公困在麦城曾派廖化前往上庸搬救兵，刘封、孟达亦按兵不动，见死不救。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十二月，关羽败走麦城，被孙权军队擒获、杀死，孙权获荆州。南漳县临沮岗在古襄阳以南，作为县城或旧县城，他（关羽）不可能在占襄阳后不在此驻兵，临沮岗又属关羽自襄阳通往宜城、荆门、当阳的必经之路。关羽在穷途末路之时，拟“奔临沮”，回到他的地盘，保全根据地，保存自己的实力，是很有可能的。《资治通鉴》第六十八卷载：“关羽闻南郡破，即走南还。曹仁会诸将议，咸曰：‘今因羽危惧，不追擒也’。赵俨曰：‘权邀羽连兵之难，欲掩制其后，顾羽还救，恐我趁其两疲，故顺辞求效，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。今羽已孤迸，更宜存之以为权害。若深入追北，权则攻虞于彼，将生患于我矣，王必以此为深虑’。仁仍解严。魏王操闻羽走，恐诸将追之，果疾敕仁如俨所策”。曹操及其部将坐山观虎斗以及怜羽之情，也为关羽“奔临沮”提供了余地。
关羽奔南漳“临沮”有地利
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，关羽“奔临沮”志在入西川（《三国演义》）以期与刘备会合，而事实上他已不可能从鄂西南打开缺口，因为宜昌、秭归以及公安、石首一带已有陆逊、吕蒙重兵把守，想借长江天堑溯西入川已是极不现实的，若依远安而西入川，无疑自投罗网，死路一条，这是兵家之大忌．关羽虽狼狈逃窜，慌不择路，这点战争常识他是应具备的，何况他智勇双全，又是大将军，懂军事地理。相比之下，他应先返回到南漳县城“临沮”更为安全些，入情入理。到南漳县城临沮，他可以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。《三国演义》虽系历史小说，以虚为主，但小说之“虚”是在历史之“实”的基础上，是以史为据的。南漳县地理位置特殊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据（民国十年重刊本，张仲炘、杨承禧等撰，中国省志汇编之五）《湖北通志》（台湾华文书局印行）之《建置十二·关隘·南漳县》载：南漳县自古即“……乃巴蜀之咽喉、襄西之屏藩也”。自南漳县西南可经宜昌、荆门、当阳等地西入四川，自西北可经郧阳至陕西汉中入川，既然西南路不通，西北路穿崇山峻岭入汉中进西川，这是明智的上策，是安全的通道。陕西汉中时为刘备的“北屏”，刘备就据此而抗曹，这种“地利”优势，关羽不可能不用。
关羽奔南漳“临沮”有遗证
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、自然遗址与人文景观和谐统一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“困羽山”一带的民间传说恰与《三国演义》偶合，民间传说事出有因，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延续性。“困羽山”三国遗址颇多，更增添了可信度。关羽死后，自两宋之交始将关羽由人向神转化，明清时期才真正将关羽崇拜推到更高更广的位置，清代达到顶峰，至清朝中期，全国约有关帝庙30余万座，其数量之多，居各种庙之首。关羽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着意渲染，并加以神话传奇，尊为“关公”“关帝”“武圣”，全国各地均有关王庙、关帝庙、武圣庙，关羽的故乡山西解州的关帝庙（祭祀关羽的祖庙）“庙貌宏丽，甲于天下”，号称“武庙之祖”。与南漳县相邻不远的当阳市，就专题弘扬“关公文化”。特别是在朝廷倡导忠君报国思想影响下，各地均由官方建有关帝庙，尤重祭祀。明代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：“关庙自古今遍华夷”。明清时期，东南亚甚至美国等地就建有关帝庙。民间传说关帝生日（又称关帝圣神君降临日、关帝磨刀日）是农历五月十三日，河北等地县志载，清代每逢此日祭关公，南漳县荆山民间也有此说法。民间又传说农历五月十三日前后多雨，传为龙生日（竹醉日、种竹日），也说是关帝磨刀日（生日），因说关帝磨刀要蘸水，故称此雨为“磨刀雨”。关羽其人在民间传说和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是一个忠义和勇猛、不近女色的化身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讲义气的江湖人士奉为神的人。关羽的塑像也遍及全国，南漳县旧时关帝庙（寺寨合一）颇多，今留遗址也较多，以“关帝庙”等命名的大小地名不计其数，但独有“皇城脚下”的困羽山不仅有关帝庙、附近有关庙集（相距仅２公里）、倒座庙（朝向北——困羽山）、关庙（同治版《南漳县志》之《艺文》篇《关庙序》载：“……至木瓜园，则有一侯之庙，岿然存焉……”），还有关羽被困的许多传说和遗址，这就可以透过偶然性来看其必然联系，绝非无稽之谈。我国自明初政府开始对关羽进行崇祀，把关羽定为主神。据报道，关羽为何能成神？因为关羽的品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，寄托着广大民众的道德精神，被尊为“万世人极”。先后曾有16位皇帝23次为关羽颁旨加封。光绪年间，清政府对关羽的封号已加至22字（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），清帝常亲诣关庙拈香行礼，对关羽顶礼膜拜之至，同时关羽也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，成了禳灾祈福之神了，关公是中国古代集忠义孝节仁智信于一身、广泛受到官民崇敬的千古名将第一人。另外，关公被中国佛教列为守护佛寺的伽蓝神之一，就是根据《三国演义》中“玉泉山关公显灵”的故事演变而来的，在塑像中他手提青龙刀向下，表示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的意思，隋炀帝时他曾被敕封为“伽蓝菩萨”。《三国演义》认为关羽似乎就在当阳北部一带遇害，而“困羽山”恰距此地不太远。
插图（左）：三国文化遗址——南漳县城关镇余畈村困羽山、民间传说中关公落难之处的縻马桩（吴瑞东 摄）.
插图（右）：三国文化遗址——南漳县城关镇余畈村困羽山、民间传说中关公落难之处的卧马槽遗址（吴瑞东摄）
插图（左）：南漳县困羽山、民间传说中关公落难地的马刨泉遗址（吴瑞东摄）
插图（右）：南漳县困羽山、民间传说中关公被擒获地的古战场遗址（吴瑞东摄）
关羽奔南漳“临沮”有传说
民间传说是与一定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以及地方古迹、自然风物、风俗习惯等相关联，因而具有较强历史性的一种故事。民间传说是“严肃故事”，尽管有虚幻成分，但仍然被人们作为真人真事来讲说。“困羽山”一带民间传说多系人物传说，即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传说故事，着重叙述关羽的功绩与胆略，给予肯定和赞扬，具有一定的历史性，1790多年来，当地群众一直沿袭不变，民间传说中所涉及的时代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较为固定，可信性较强，更由民间传说的“附着物”（中心点）的真实地点、人物、特产等而增加，使人们认为这是真实的故事，所以传说也具有地方性。据群众口头传说中的语气可推断，他们对关羽被困这个故事的虚构成分较少，夸张及主观臆造因素就更少，重在从不同角度叙述关公穷途末路的困境，而不是宣扬他的叱吒风云和赫赫战功，这说明历代群众也是有分寸的。关羽一生勇猛无比，善用计谋，极少打败仗，受“困”之事则更少，可见“困羽山”之“困”绝非一般意义上的“困”。困羽山一带群众对关羽的崇敬可谓一种民俗、民风，约定俗成，千百年来如此，是一种群体智慧结晶和群众文化形态，具有集体性、传承性、稳定性等特征，具有教化、规范、调节（调剂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）等功能，使关羽成为民间信仰对象，民众向武圣祈求福佑、驱避灾祸，具有浓厚的神秘感和宗教氛围。
附：有关史书典籍对关羽被擒处、遇害处以及临沮县的记载
1、全国政协原常委、湖北省政协副主席、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、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石泉先生在《齐梁以前古沮（雎）漳源流新探——附荆山、景山、临沮、漳（章）乡、当阳、麦城、枝江故址考辨》一文载：“这里我们还可以另举一条有力的论据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吕蒙传》（卷9）云：‘（吕蒙攻取江陵）……（关）羽自知孤穷，乃走麦城，西至漳乡。众皆委羽而降。（孙）权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，即父子俱获。荆州遂定’。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：关羽由麦城去漳乡是往西走，漳乡位于古漳水上游，又属临沮县境，这是上引《水经注》和《三国志》等一致的记载。如按流行说法，认为麦城在今沮、漳合流处，则由此麦城去漳水边的漳（章）乡就只能是北行，而绝不能往西走，这就同《三国志》所记不能相合了。只能按本文所考，麦城在今宜城西境蛮河左边的平原上，漳乡在今南漳县北、龙门集附近，则由麦城去漳乡，才能是‘西走’（偏北），从而与《三国志》所记正合”。此文曾发表于《武汉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1982年第一、二期，亦收入《武汉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·哲学社会科学近期学术论文选》（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），载入《楚丹阳南漳说札》（南漳县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编，1994年9月印）时，又作了修订，并补充了新的例证，本文即引自此书。可详见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一书（石泉著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）第211页至258页。
2、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一书（石泉著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）第229页：“漳乡亦作章乡，后者当是简写。据上引《水经注》漳水篇，漳乡为临沮的属邑，位于古漳水北岸。古漳水上游当即今清凉河（亦称王家河），考已见前。据《水经注·漳水篇》所记，在漳水上游还有一些城邑，所以漳（章）乡位置估计约当在今南漳县北25里之龙门集以东、老官庙附近清凉河北岸（清凉河于此由东转南流）。关于汉魏六朝的两个临沮城和漳乡地望，略如下页，图15”。“漳乡是三国时关羽由麦城出走后，被吴军截获擒杀之地。弄清漳乡的大致位置，对于后文考定当阳与麦城的所在，以致校正今本《水经注》漳水篇中被后人窜乱的水流方向，都将有帮助”。该书第216页《古荆山、景山、沮漳上源及相关地名示意图》（图13）、第230页《临沮（汉、六朝）漳乡及相关地名位置示意图》（图15）中，亦将“漳乡”地理位置标注在“石门”以（东）南、“古漳水”以北、“南漳”东北部）。第232页：“这样，位于这个当阳城东南，古沮、漳会流处的麦城，就应在今朱市（朱家嘴镇）东南方蛮河东岸的石灰窑一带，因为今蛮河正是东流过朱家嘴以后，就转南流，过石灰窑西，再转东南流，最后注入汉江”。第234页附图《麦城、当阳（汉、六朝）及相关地名示意图》（图16）中，注明麦城在石灰窑北部、蛮河东岸。第234页：“但据上文所考，汉临沮城当在今南漳西境的蛮河边，东晋以后的临沮城在今南漳东境、武安镇以西、蛮河北岸的临沮岗……”。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·续集》（石泉著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）第2页载：“概言之：古沮、漳应是汉水中游西面，流经宜城平原上的汉水重要支流，今蛮河流域”。第209页载：“……据上文所考，江安县（刘备公安城）位于蛮河（古亦称“江”）南面、古油水入‘江’处的东面”。第270页载：“汉魏临沮城在今南漳西境、今蛮河上游北岸长坪附近”。
3、《石泉文集》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）第95页载：“漳（章）乡位于估计约当在今南漳县北25里之龙门集以东、老官庙附近清凉河北岸地（清凉河于此由东转南流）”，“漳乡是三国时关羽由麦城出走后，被吴军截获擒杀之地”；第97页载：“六朝时的当阳在今宜城西境朱市西南”，“位于这个当阳城东南，古沮、漳会流处的麦城，就应在今朱市（朱家嘴镇）东南方蛮河东岸的石灰窑一带，因为今蛮河正是东流过朱家嘴以后，就转南流，过石灰窑西，再转东南流，最后注入汉江”。
4、《石泉文集》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）第493页载：“汉魏临沮城在今南漳西境、今蛮河上游北岸长坪附近；东晋时，割临沮西界为汶阳郡，临沮城向东移至今南漳东境武安镇以西十余里、紧靠蛮河北岸的临沮岗附近”。
5、《三国志·蜀书六·马超传》（晋·陈寿撰，宋·裴松之注）：“先主遣人迎超，超将兵径到城下。城中震怖，璋即稽首，典略曰：备闻超至，喜曰：“我得益州矣”。乃使人止超，而潜以兵资之。超到，令引军屯城北，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。以超为平西将军，督临沮，因为前都亭侯”。
6、（民国十年重刊本，张仲炘、杨承禧等撰，中国省志汇编之五）《湖北通志》（台湾华文书局印行）《舆地十八·古迹》“南漳县”条：“临沮城在县西南六十里，汉县”。
7、据乾隆《襄阳府志》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）卷之九《坛庙》篇“南漳县”条载：“关帝庙：在城东半里”（民间传说，也称“关岳庙”）；卷之五《古迹》篇“临沮城”条载：“在县境，汉时县城也。魏晋仍为县，南齐以后，不著于史。《晋书》注云：荆山在其东北。……《唐书》注‘义清’县云：南漳，本临沮地’”；卷之二十一《名宦》篇载：“……（羽）及子平被害于临沮”；同样，（中国地方志丛书·华中地方·第三六二号，据清·恩联修、王万芳纂）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影印湖北省《襄阳府志》（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）卷第五《古迹》篇“临沮故城”条：“南漳，本临沮地”，该志卷第九《水利》篇：“武安堰……，南漳，故临沮县，治东四十里许有堰曰‘灵溪’”。
8、同治版《南漳县志》之《宦迹》载：“关某字云长，……孙权袭据江陵，（关）公军遂散，及子平被害于临沮。后主时追谥壮缪侯。《蜀志》……”；《古迹》篇载：“临沮城在县境，汉时县城也，魏晋仍为县，南齐以后不著于史。……”。民国版《南漳县志》卷一《舆地》之《南漳县舆图说》：“秦并楚于汉南，置南郡，为南郡地。汉南郡隶荆州，领县十八，在今县境者，为中庐、临沮二县地。后汉仍旧。三国魏分南郡，编以北置襄阳郡，中庐、临沮二县属之。晋武割中庐之南乡、临沮之北乡，立上黄县，与中庐均属荆州襄阳郡，自是县境有上黄、无临沮矣（以后临沮为今远安县境）”；《武备·一》篇载：“建安十九年，蜀先主以马超为平西将军，督临沮，《三国志·蜀志·马超传》”。俗话说得好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若关羽及其子关平之死真的是与南漳无关，那么，旧县志何以不厌其烦、不限篇幅、翻来覆去地加以大书特书、再三强调呢？
9、《南漳县志》（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）第33页，卷一《政区》篇之二《建制沿革》，南漳县境内在两汉时立设“临沮县”；《括地志辑校》（[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]，[唐]李泰等著，贺次君辑校，中华书局1980年2月第1版）第188页《荆山县》：“荆山县，本汉临沮县地也”；“荆山在襄州荆山县西八十里”。
10、《南漳县地名志》（南漳县地名委员会编，1984年3月印）第4页（《南漳县》）载：“秦统一六国后，在汉水南部置南郡。‘汉南郡隶荆州，领县十八，在今县境者，为中庐、临沮二县地”（《民国南漳县志·舆地志》）。‘南漳古临沮’之说，即源于此。三国、魏，县建制不变，只改属襄阳郡。三国期间，荆襄为三方争夺焦点，兵家在县内活动，更为频繁。公元214年（东汉建安十九年），蜀平西将军马超曾在临沮鏖兵，魏正始初年，司马懿与诸葛瑾也曾在柤中（今蛮河、黑河流域）一带角逐。晋、南北朝·宋年间，中庐县建置，隶属照旧，另置上黄县，属永宁郡。尔后，临沮在县境内已不复存在”。《南漳风物》（南漳县地名委员会编，1983年10月印）第3页载：“秦统一六国后，在汉水南部置南郡。‘汉南郡隶荆州，领县十八，在今县境者，为中庐、临沮二县地’（《民国版南漳县志·舆地》）。‘南漳古临沮’之说，即源于此”。
11、关公被擒获处就在南漳县这一论说也散见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其他有关专家、学者的论文、著述和辞典，例如《南漳县地名志》（南漳县地名委员会编，1984年3月印）：第381页：“[漳乡]在湖北当阳县东北，漳水经其南。汉末，关羽及其子平死于此（一说在南漳县境）”。可见此论由来已久。笔者认为，值得一提、可供参考的是，根据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（潘新藻著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）第76页——第77页载录：“漳水。《水经》：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。东南过蓼亭。又东过漳乡南”；“《水经注》曰：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漳乡南。昔关羽保麦城，许降而遁。潘璋斩之于此。（然漳乡是否因璋得名？）”。
12、《炎黄源流史》（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，何光岳著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）第157页：“《水经注》曰：沮水南经麦城西。《太平寰宇记》：麦城，相传楚昭王所筑”。
13、《荆楚建制沿革》（罗运环、肖雨田、王准、罗银川著，荆楚文化丛书［史传系列］，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编，丛书主编丁凤英，武汉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）第337页——第338页载：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赤壁之战后，曹操取得的荆州南郡北部部分地区及南阳郡山都县始置襄阳郡，领宜城、中卢、临沮……”；“西晋时期，襄阳郡属县……临沮（今远安县境内）”。
14、（民国十年重刊本，张仲炘、杨承禧等撰，中国省志汇编之五）《湖北通志》（台湾华文书局印行）《学校五·书院·南漳县》：“沮漳书院在县治西大街，乾隆二十四年，知县刘有洪建（《嘉庆志》）。《刘有洪纪略》：南漳为古临沮县，地处万山之中，合境内周八百里……”。
15、另据南漳县城郊关庙集村一带的民间传说表明，关庙集古代有规模庞大的关庙，也称“关帝庙”，因为关公走麦城之后、落马南漳困羽山、遇害于南漳临沮城之前，最后一程路过这里（此地与困羽山、临沮岗紧邻或隔河相望）。老百姓认为，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为纪念关羽而兴建的庙宇，现在关庙集东部尚有义帝山（纪念性古地名）、舞旗山（传说为古战场遗址，同治版《南漳县志》之《疆域》篇载为“武旗山”，《南漳县地名志》[南漳县地名委员会编，1984年3月印]之《自然地理实体·山》篇[第311页]：“据县志记载：‘以形似名’”）。
16、《旅行家》杂志2008年第11期第105页：“至于‘关云长落马南漳’……等发生在南漳的三国典故，不胜枚举”；第110页：“……70岁的邓老汉就住在（春秋寨）脚下，随口便能说书般地讲出‘关云长千里走单骑、落马南漳’的故事”。涉及关公遇害于今南漳县境内的民间传说相当多（亦传说关公在今南漳县七里山国家森林公园境内被孙吴军队擒获），尽管版本有所差异，但一致的看法是在南漳县境内，并且从古至今老百姓口头上普遍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17、《湖北三国文化调查》（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“中国调查”丛书，夏日新著，长江出版传媒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）第5页《第一章：湖北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》之《第一节：名人文化》载录：“……关羽的士兵家属都在江陵，听说江陵失守，军心涣散。关羽只好带着部队向西撤退，但在麦城（今湖北当阳东南）被孙权军队包围，关羽不得已带着养子关平等少数人突围。在逃到临沮（今湖北南漳东南）时为孙吴将领潘璋俘获。孙权命就地将关羽父子正法，首级送给曹操，当地的百姓就地掩埋了关羽”；第173页《败走麦城，丢失荆州》载录：“……关羽只好突围，只有养子关平与警卫战士十余人跟着关羽突围出来。十二月，逃到临沮（今湖北南漳东南），被孙吴将领潘璋俘获。孙权命人杀了关羽父子，把首级送给曹操”。备注:夏日新同志系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会长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原所长，研究员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18、据南漳县城关镇原张营党总支副书记、余畈村原党支部书记彭永林同志介绍，当地村民传说，“困羽”就是“困扰或围困关羽”的意思，因而大土岭被称为“困羽山”，自古以来当地老百姓对关羽就特别敬仰、崇拜，于是，大土岭、小土岭上当年关公征战遗址遗物就得以完好保存至今。
为此，特向本文写作过程中所借鉴的各类参考文献（资料）的作者（编者）表示衷心地感谢。
作者简介：
王善国同志系南漳县政府办公室原三级调研员，先后担（兼）任湖北省楚商联合会楚商智库专家委员会专家、湖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文化研究会会员、襄阳市荆楚文化协会理事、襄阳市诸葛亮研究会会员；曾任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第二至三届常务理事、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、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、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理事、襄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“汉江智库”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、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二至三届党支部书记兼常务副会长、襄阳三国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，楚文化专家，旅游文化专家，三国文化专家。业余主编《“金南漳”旅游文化普及丛书》（2部）、《“金南漳”探秘丛书（初编）》（6部），共计345.6万字，主编的代表作有《金南漳·荆楚之源》（上中下）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