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初二，雨水节气，在鄂西北南漳县东巩镇，一阵紧似一阵、急如落雨的锣鼓声中，一群“巨人”破雾而来。
高跷花鼓非遗传承人刘兆军在表演 刘江 摄
为首的男子脸上涂着夸张的油彩，扮演着诙谐的彩妆。他脚踩近一米高的木质高跷，身着彩衣，在窄窄的木棍上如履平地，忽而侧身跃动，忽而即兴唱起喜庆的花鼓调：“二月里那个雨啊水好啊，麦子豌豆那般般哦高啊……”声音清亮，穿透了喧闹的鞭炮声。人群爆发出一阵阵喝彩，视线随着他的身影不断拔高。
这就是高跷花鼓，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门集音乐、舞蹈、杂技于一体的唐宋艺术。唱花鼓调的，是53岁的高跷花鼓非遗传承人刘兆军，在他身后，一名年轻男子紧紧跟随，动作沉稳而纯熟，是他的儿子刘朝旭。
表演结束后，刘兆军和刘朝旭解开绑腿 刘江 摄
随着喧嚣散去，父子俩避开人群，在戏台后解开层层缠绕的绑腿，将两双磨得发亮的木桩靠在墙边，从“云端”回到了地面。刘兆军熟练地抹去脸上厚重的油彩，露出一张饱经风霜、满是汗水的脸，随即背起那副木桩，一头钻进了自家的造酒作坊。
刘兆军在自家的酿酒作坊 刘江 摄
热气腾腾的酒雾瞬间吞噬了父子的身影。刘兆军抄起铁锹，翻动着沉重的酒糟， 这种极具反差的身份转换，他已经重复了四十多年。
对他而言，高跷是爱好，酿酒是生活，一高一低之间，藏着一个非遗传承人最真实、最动人的生命哲学。
在高跷艺术的江湖里，刘兆军走的是一条最“吃力不讨好”的路——专攻丑角、甘当底座。
出身于高跷世家的他，父亲刘国玉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艺人。刘兆军9岁便开始跟着父辈学艺，在泥巴地里摸爬滚打，从最基础的绑跷、行走练起。最初，他在班子里扮演表现力丰富的“旦角”，是台前的焦点。然而，在先后拜王文官、周德值、苏月德等多位“文跷”名家为师后，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不解的决定：转型专攻“丑角”。
每次演出前，刘兆军都要化上丑角的妆 刘江 摄
“好多人都不喜欢扮演那个丑角。”刘兆军坦言，丑角由于化妆奇特，妆一化，真面目便被彩墨遮盖，不仅“化得不好看”，更关键的是“出不了镜”，观众往往记不住表演者的真容。更现实的是，丑角是班子里最吃力的活计，既要插科打诨，又要承担最高难度的杂技造型。
但在刘兆军看来，丑角才是高跷班子的“魂”。师傅曾告诫他：“丑角不丑，要滑稽中透出机灵。”为了把握那种幽默的分寸感，他花了大量时间对着镜子练习眼神、表情和身段。
“大家看旦角是看动作，只有看到丑角，乡亲们才会彻底放松地大笑。”他将诙谐幽默的肢体语言与稳健的高跷技巧深度融合，练就了出色的即兴编词能力，能根据演出场合随手拈来喜庆的花鼓歌，让古老的技艺在现代的街头焕发出生动的烟火气。
刘兆军（下一）在“五子登科”表演中托起3个人的重量 刘江 摄
在所有高跷花鼓表演中，难度巅峰莫过于“五子登科”。刘兆军作为核心“力量底座”，脚踩几十公分高的木跷，肩膀和头上要稳稳地托起三个人——两个成年人外加一个小孩，总重量常在300斤以上。为了给观众展现完美的造型，他往往要在跷上咬牙坚持20秒甚至更久，其中一些绝活在整支队伍中仅他一人能完成。刘兆军用大半辈子的坚守，挺起高跷花鼓中最硬的一块“骨头”。
刘兆军年过五旬，如何能在跷上托举300斤时稳如磐石？答案就藏在他的酿酒作坊里。
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时代发展，村里人纷纷选择外出打拼，踩高跷被一些人贴上“不务正业”的标签。“那时候，踩一天的报酬还买不起一包盐。”刘兆军回忆起那段日子，眼神中仍有一丝落寞。为了生计，为了能让高跷队继续走下去，他在2002年重拾祖传的酿酒手艺，和妻子一同在东巩镇莲花池村开办了作坊。
刘兆军在酿酒作坊里忙碌 刘江 摄
过去交通不便，收购粮食全靠肩膀扛。一包粮100多斤，一车粮几千斤，全靠他一个人搬运 。长达二十多年的重体力劳动，不仅维持了生活，也锤炼了他稳如泰山的“强健筋骨”。
每逢农忙抢收，正是刘兆军内心最撕裂的时刻。妻子秦秀玉至今记得，有一年麦收时节，田里的秧苗正等着插，家里酒坊的热气正旺，远处村头却传来了高跷队的锣鼓声。刘兆军像丢了魂一样，丢下铁锹就要走。秦秀玉忍不住埋怨：“地不要了？酒不酿了？你这一走，家里谁管？”
刘兆军闷声不响，只是自顾自地绑着高跷。秦秀玉看着丈夫，心头一软，终究还是说出了那句重复了无数次的话：“去吧，莫让人等着！”
演出前的刘兆军正在绑高跷 刘江 摄
这份全力守护的执着，让高跷技艺在最困难时期没有断档。刘兆军就这样一边做酒，一边踩跷，日子就在两口子在烟熏火燎的日常中，一点一点“扛”了过来。
在刘兆军的带领下，团队艺术水平与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，取得显著成果：2001年获襄阳“一节一会”表演一等奖；2006年获市级优秀项目奖并在国际学术演出中获专家赞誉；2011年登上湖北省农民春晚；2018年接受央视《中国影像志》专访记录。在听到乡亲们交口称赞“给村里争光”时，妻子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“祖辈留下来的这些文化，被他们踩出名堂了，啥都值了。”秦秀玉在采访中由衷地感慨，透着一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欣慰。
和父亲不同，刘朝旭对高跷的最初记忆，是带着“痛感”的。
为了把这份技艺传承下去，刘兆军对儿子极度严苛。刘朝旭六岁就开始接触高跷，“他把我拉到田里，让我一遍一遍练‘黄龙盘身’、‘倒挂金钩’，不熟练就不让停。”刘朝旭回忆。甚至在学校放假回来，也被父亲拉去高强度的训练，额头上至今留着踩高跷摔出的疤痕。
刘朝旭（左一）和刘兆军（左二）正在练习 刘江 摄
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，刘朝旭也爱上了这门古老的艺术，并在大学选择了音乐专业。“我们东巩高跷花鼓的文跷一般都是口耳相传，我爸会唱很多谱，但是想传承下去，他只能靠一句一句地教。”刘朝旭说，“我可以把这个谱子谱出来，能够让更多人学得更快！”
23岁的他已经踩了十多年的高跷，是高跷队里的“老师傅”了，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。他意识到，父亲那一辈的传承是“守”，而他作为新一代，决定留在父亲身边，将传统的“口传心授”与现代的“五线谱”相结合，用更科学的传承方式，给这项古老的艺术带来新的可能。
刘朝旭（左一）正在给花鼓调谱曲 刘江 摄
过去，高跷表演大多是各村自发的“草台班子”，由于年轻人外流，不少队伍曾面临“人走艺绝”的窘境。如今，这一局面已被系统的保护机制彻底打破。
在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下，高跷花鼓的项目等级实现了从县级、市级到省级的“三级跳”。为了整合资源，当地从各村挑选精英骨干，组建了专门的传承队伍，开展常态化的排练与巡回演出。项古老技艺在政府的推介下，走出了深山，刘兆军等艺人们从“孤军奋战”转向了有组织、有尊严的“抱团传承”。
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寄语：“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，积极培养传承人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”
高跷花鼓队正在演出 刘江 摄
如今，这种“光彩”不只在舞台上，更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。在南漳县东巩镇，登古寨、赏高跷，已成为当地文旅的“标配”。游客循着锣鼓声而来，在非遗里感受“荆楚文旅康养胜地”的独特魅力，一幅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的画卷，正随高跷的鼓点徐徐展开。
随着社会对非遗价值的重新审视，民间的热情也被重新点燃。过去被视为“不务正业”的高跷，如今成了乡亲们眼中最隆重的年味符号。每逢节日，乡亲们过喜事都以请到高跷队捧场为荣。在春节期间，刘兆军和团队常要在公路沿线挨家挨户送祝福，直到深夜十二点，仍有农户在门口准备好鞭炮，热切期待着那一双双拔地而起的身影。
雨水节气当天早晨，刘兆军从家中出发 刘江 摄
酒香依旧醇厚，那是时间的赠礼；鼓声依旧清脆，那是时代的呼唤。
雨水时节，当高跷队再次出发，为乡亲们送去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祝福时，刘兆军总会想起老辈高跷师傅的那句古谚：“跷子好上不好下，一踩就是一辈子。”
来源：南漳融媒
文字：胡振兴 廖楚雄 董晓旭 张鹏亮
图片：刘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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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审：马国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