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善国
我的舅舅孙文朗，是南漳县城关镇洪河村南山孙家屋场人，与我同村同组，隔山相望的距离里，藏着一位抗美援朝英雄的传奇，也藏着他为祖国钢铁事业躬身耕耘的赤诚。
舅舅们多居于老家山后的薛坪孙家山、黄家山一带，为便于区分，我们私下皆以“文X舅舅”相称。而在我的追忆里，孙文朗，永远是那个独属于我的、沉甸甸的“舅舅”。
舅甥一场，我们直接相处的时光并不算多。皆因舅舅长居首都北京，公务繁忙，归乡次数寥寥。为数不多的相见，都定格在20世纪70年代我读小学的年月。彼时的学校，与大队林场场部、队部办公室、合作医疗室“四合一”，坐落在深山峡谷的交通要道上，成了舅舅探亲归乡的“必经之地”。
初次见到舅舅时，他眉眼间总漾着温厚的笑意，仿佛与每一位家乡人都熟稔至极。唯有腰间难以掩饰的佝偻，透着岁月与硝烟的痕迹。我实在无法将眼前这位温和的长者，与乡邻口中那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画上等号。生怕认错人落得“外甥不认舅”的笑谈，直到大人们把我拉到他跟前，看着他主动牵起我的手唤出我的名字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稳稳落下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舅舅每年至多归乡一次。他曾说，每次回来都要坐好几天火车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绿皮火车，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穿越千山万水。到了襄阳地区长途汽车站，还要辗转奔波，而县城以西尚无班车，他便从县城出发，凭着一双腿走完七八十里的高山小路。对于腰腹带重伤的战斗英雄而言，这段路的艰辛可想而知，可他从未对人提及半分“行路难”，反倒一路与同行人谈笑风生，把疲惫藏在步履的沉稳里。
舅舅每次路过林场小学，总能遇上教室里书声琅琅。我总猜想，他许是早算好了时辰，就盼着能在这儿遇上我们，跟着我们一同“放学”回家，在熟悉的山路间，重温他在南山的少年岁月。
最难忘的，是与舅舅一同攀爬半坡的时光。半坡，是林场小学背后的一座大山，虽绝对海拔不高，可相对高度与陡峭程度，却足以让初来者望而生畏。乡邻们都说，但凡住在南山之上的人，外出归来必经此地，总要在半山腰歇上大半晌，缓过劲儿才能继续登顶垭口归家；外地人来此，倒像是在体验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豪情。可我的舅舅，即便腰伤严重，攀爬半坡时也从未哼过一声苦，脚步虽缓，却步步坚定。
北京来的“大官”归乡，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们这些学生。放学后，大家欢天喜地地围拢过来，像过年般雀跃，又似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簇拥着他。舅舅总会耐心地问起我们的学习与家庭情况，问得细致入微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是借着与我们的交谈，打捞自己青春的记忆，打探年少时“发小”们的近况，这看似寻常的问询，藏着最深沉的乡情。而这份关切，更藏着前辈对革命后代成长的期许。
我因着特殊的亲缘关系，总黏在舅舅身边。时而做他的“跟屁虫”，静静地聆听他的教诲；时而做他的“马前卒”，采摘路边的野花野草递到他眼前，只为博他一笑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，山路间满是温情自在的气息，至今想来，仍暖人心扉。
我年少时便偏爱古典诗词，即便那个年代盛行“宁要社会主义草，不要资本主义苗”的论调，“读书无用论”的思潮蔓延，可闭塞的南山深处，“文化之乡”的底蕴仍在代代相传。舅舅见状，便常给我们讲爱国主义故事，讲新中国成立后的翻天覆地，讲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，讲祖国心脏北京发生的大事。他还勉励我们，要从小立下革命志向，长大后为人民服务、报效祖国。对于足不出生产队的十岁孩童而言，这些话语新奇又有力，我们个个听得眉飞色舞，纷纷在作文里写下自己的决心，把“报效祖国”的种子埋进了心底。
在半坡歇足之后，我们一行人便走到了桑树垭三岔路口。舅舅要往西南方向再翻一座小山，才能回到孙家老屋；我则往西北走不远便是家。寻常的分道扬镳，却总藏着温情的“玄机”。有一回，舅舅在路上特意叮嘱我，回家后告知父亲，他晚上会来家里吃晚饭，还特意强调“弄点好酒”——计划经济年代，好酒属紧俏物资，这份叮嘱里，藏着对家人的亲近与信赖。临分手时，他又特意抬高声调补了一句“莫忘记了啊”，老话说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”，这份情真意切，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。
那时正是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的高潮，学生们放学较早，目的是参与生产队的集体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我飞奔着回家，把舅舅归乡的特大新闻一五一十地禀报给父亲。父亲听后笑逐颜开，一边忙着筹备食物酒菜，甚至不惜向隔壁邻舍赊借，一边盘算着晚上要请哪些大队干部、知己亲戚作陪。父亲当时是生产队会计，略通文墨，算得上当地的“乡土秀才”，颇受人尊重。他径直安排我在家洒扫庭除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那股严肃认真的劲儿，堪比过年。在那个尚未被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和功利主义污染的年代，这份郑重的仪式感，便是对亲人最高的礼遇。
收拾妥当后，大人们还在田间劳作，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身影在夕阳下愈发清晰。我独自守在家里，目光紧紧盯着屋前垭口，恭恭敬敬地等候舅舅的到来。但凡有脚步声从垭口传来，或是听到鸡鸣狗吠，我便举步如飞地跑出去张望，往往都是空欢喜一场，又只好回到屋前继续等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舅舅其实早就从家里出发了，只是沿途五六里的路程，他见人就打招呼，遇上同龄人，还要停下脚步嘘寒问暖，递上一支烟聊上几句，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家乡人的尊重。也正因如此，等他走到我们家时，已是暮色四合。
虽是短暂相聚，舅舅却给我们讲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，或是格言警句，或是名诗词句。在我们眼中，舅舅学识渊博，跟着他，仿佛就能间接领略到首都北京的风光。那个年代的学校，教材奇缺。1973年、1974年，全国先后出现了“反潮流英雄”黄帅、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两个著名的“反面教材”，因“批判智育第一”“走白专道路”，上级干脆不再发放教材。读语录、学著作、念党报、参与劳动，成了日常的“教学秩序”。这种“超常规”的教育方式，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如坠烟海。
渴望读书却无书可读的日子里，舅舅那几年寄给家里的一大沓信件，成了我的“启蒙教材”。我如饥似渴地反复诵读，字里行间的温情与见识，让我愈发觉得身处祖国心脏工作的舅舅无比可敬，也让我对遥远的北京充满了向往。就在那个极不寻常的年代，舅舅的信件与教诲，坚定了我刻苦学习的决心。后来，我在恢复全国高考制度的第五年考入高等学府，成为当地寥寥无几的大学生，影响了好几代家乡学子依靠勤奋走出山门。21世纪初，我发表的《黄姜——我十四年的书杂费》，便是那段求学岁月的见证。而舅舅与我，也成了当时家乡最有说服力的励志典型。我始终坚信，舅舅是我人生成长路上最好的榜样。可惜的是，那一大沓承载着温情与教诲的信函，后来因家庭变故遗失，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老家向来礼教盛行，“大人说话小娃子听”是不成文的规矩。我常坐在门槛上，静静听着大人们与舅舅交谈。他们聊北京的喜人形势，也聊些奇闻趣事，那些我似懂非懂的话语，在我听来如同“天书”，却让我心中的好奇心与羡慕感油然而生——我多想长大后也能去北京工作，多想成为舅舅那样了不起的人。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“惜酒待客”“踮起脚尖做人”是乡邻们的常态。客人吃饭时，小孩是不允许上桌的。即便闻着饭菜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，也只能强忍着，乖乖待在一旁。那晚的相聚温馨而短暂，饭后歇息的光景，便不细说了。第二天我要上学，便没能再关注舅舅的饮食起居，这场短暂的相遇与相伴，就这样悄然落幕。
虽说舅舅是方圆几十里唯一在北京工作的“高官”，可他从未摆过半点架子，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。无论对大人还是小孩，他都谦和有礼，遇事总爱细细问询，把对乡邻的关心落到实处。家乡人都说，孙文朗没忘本。他待人蔼然可亲，乐善好施，在老家的人缘极好。即便离开家乡近三十年，只要得知乡亲们有难处，他总会尽最大努力解囊相助。乡亲们也从未把他当作“外人”或“大官”，没有半点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的生分。旧时的同学、同事远远望见他，总会隔着老远直呼其名，争先恐后地上前打招呼；见面后，家长里短、无话不谈，那份亲切劲儿，足以见得他与乡亲们的深厚情谊。一进大队边界，乡亲们便争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。在南山一带，“孙文朗”这个名字遐迩闻名、妇孺皆知，他用实际行动，践行着与贫下中农“打成一片”的初心，成了乡亲们的“贴心人”。
在异国他乡的硝烟中摔打，在军营与京城工作二十余年，舅舅的口音里难免带着些许“京腔”。可回到家乡后，他极少用工作时的普通话交谈，反倒满口通俗易懂的乡音，真正应了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写照。他长期担任企业党政领导，讲政治、讲正气是天职，可在我们这些青少年面前，总会用本地方言讲述浅显的道理，反复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、踏实做人，从小立下革命志向，长大后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舅舅一生谦虚谨慎，从不居功自傲。与人交谈时，他总爱提及志愿军英雄群体的事迹，讲述战友们的英勇，却对自己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绝口不提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的功劳与荣耀，反倒被悄悄“雪藏”了。乡邻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“高级干部”，至于官职有多高，便只能凭猜测议论：有人说他是“师长转少将”退休，不然在当时北京工作分配紧张、“房贵如金”的背景下，怎会分到一套宽敞的四合院？后来我才知晓，舅舅在朝鲜战场上早已“火线提拔”为团级指挥员。
改革开放前夕，因身体重度伤残，无法适应部队高强度的训练与工作，舅舅经组织批准转业。此后，他先后担任北京市铜厂党委书记、厂长，北京市炼钢厂生产调度等要职，其中在北钢担任调度的时间最长，也最让他引以为荣。据我推测，当时企业干部与行政级别挂钩，这个“调度”职位，应当也是正县级以上。而彼时，正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，钢铁事业的发展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。舅舅把对祖国的赤诚，融进了钢厂的炉火与钢水之中，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舅舅与当时的南漳县委书记余惠福交情极深。舅舅曾说，余书记到北京时，他总会倾力接待。那个年代的友情，朴素而真挚，多是围绕着“解决温饱”展开。舅舅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，为县里办了许多实事，这也是他们结下“刎颈之交”、患难与共的缘由。只是具体办了哪些事，舅舅从未细说——那年头注重保密纪律，或许也是因为我当时尚读小学、初中，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。但无论如何，舅舅都是当时南漳发展的功臣。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，个个两袖清风、清正廉洁，一心为公、不谋私利，余书记托付的，定然是关乎全县发展的大事。舅舅回到县城时，余书记总会私人设宴款待，有时在县委食堂喝酒到通宵，或是大半夜。因余书记身体不好，便会请几位县领导作陪，以酒致谢，这份情谊，纯粹而厚重。
有一回舅舅在我家做客，我躲在门外“偷听壁脚”，才知晓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三次负伤：前两次是枪伤，最后一次是被美国鬼子的炮弹震飞半空，重重摔落导致伤残。他还先后五次荣立二、三等功。后来的提前转业，乃至英年早逝，皆因这身难以痊愈的伤残与缠身的疾病。
舅舅的一生，清正廉洁、情系家国、大公无私。直到临终前，他也未曾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照顾要求，更没有为四个子女留下所谓的荣华富贵。他的独生孙子孙中朝高中毕业后，在北京自主创业，2013年才返回南漳发展。凭着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，孙中朝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：先后担任湖北东方明珠酒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、县政协常委、县工商联执委，还获得过全县“五一劳动奖章”，当选县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，同时兼任深圳市、武汉市、海口市等多个南漳商会副会长。这些光环与成就，都发生在近十多年，距离舅舅病逝已有二十个年头。我想，孙中朝用奋斗践行初心、扎根县域经济的模样，定能让九泉之下的舅舅感到欣慰。
如今，南山依旧，山路蜿蜒，舅舅的身影早已融入了家乡的山水之间。可他温和的笑意、坚定的脚步、无私的情怀，却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。他是战场上的英雄，是建设中的先锋，更是我人生路上的灯塔。南山归雁，虽已远去，却留下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，滋养着我，也滋养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
作者简介：
王善国系南漳县政府办公室原三级调研员，担（兼）任湖北省楚商联合会楚商智库专家委员会专家、湖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文化研究会会员、襄阳市荆楚文化协会理事、曾任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第二至三届常务理事、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、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理事、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二至三届党支部书记兼常务副会长，楚文化专家，旅游文化专家，创建“金南漳学”的热切倡议者、积极发起者和努力践行者。业余主编《“金南漳”旅游文化普及丛书》（2部）、《“金南漳”探秘丛书（初编）》（6部），共计345.6万字。主编的代表作有《金南漳·荆楚之源》（上中下）、《金南漳·楚罗卢文化之乡》《金南漳·文化遗产廊道》《金南漳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》《金南漳·荆山孝廉》《金南漳·罗国文化》《地灵人杰话九集》《荆山楚源地·南漳有好茶》《金南漳·南山小三峡》等。
